郭松民 | 有了毛澤東，長征才成為長征——評《一個人的長征》
攝影家、紀錄片導演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以《一個人的長征》為題的演講（也有微信號以“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，他卻要為國家去奮斗！”為題發表），在微信朋友圈流傳非常廣，據說感動了不少人，我也專門找來看了看，卻產生了異樣的感覺。打個比方吧：有一位朋友從泰國帶回來一瓶眼鏡蛇酒，每天喝一點，自感身體和精神都日漸強健，有一天他終于喝完了酒，想把瓶子里的蛇拿出來燒菜，卻發現那是一條塑料做的蛇。
《一個人的長征》就是這樣一瓶塑料蛇酒。塑料蛇，看上去像蛇，但根本不是蛇。《一個人的長征》，聽上去像長征，但根本不是長征，而只是一個文藝精英的意淫。
談長征，提了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人物，卻只字不提毛澤東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要知道，毛澤東才是長征真正的靈魂，沒有毛澤東，就不會有今天意義上的長征。長征之所以偉大，就在于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，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。沒有毛澤東重返舵手的崗位，長征就不可能成為左力所言紅軍“從弱小到強大、從幼稚到成熟、從失敗到勝利、從落寞到輝煌”的轉折點，而只能成為一場真正的潰敗，那么“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明不白地消失”的將不僅是一個錢壯飛，而是整個中央紅軍。
左力似乎在暗示，一個沒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也是可以勝利的（這當然不是事實，王明、博古已經以喪失整個中央蘇區為代價嘗試過了），夸張的蕩氣回腸之下，我們看到了對自由派/新右派強勢話語的怯懦與迎合——自由派說：毛澤東是邪惡的。左力說：革命本來就沒有毛澤東。
長征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篇章，而中國革命是具體的，不是抽象的。長征所處的歷史時代，被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，主旋律是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。帝國主義、國民黨政權、土豪劣紳對農民的多重壓榨和農民對土地的渴求，激起了沖天的革命巨浪，這才是紅軍能夠戰勝一次又一次圍剿，并且在長征中歷盡艱難險阻而不潰散的基礎性原因。
但在《一個人的長征》中，所有這些都只字不提，讀者看到的，只有情懷。“他們那一代的身上有著什么樣的情懷呢？那就是‘危難當頭，我自橫刀立馬’、‘雖千萬人吾往矣’的氣魄和勇氣。這一代人，難道不值得我們去傳頌嗎？”
是的，你非常有情懷，但是農民為什么要為你的情懷去出生入死呢？
英雄可以不為人民的利益奮斗就能獲得人民的擁戴與支持嗎？你的情懷感天動地，老百姓就該為你的情懷去死？
我不相信！
情懷黨，用情懷去解讀歷史，總是煽情的，但也總是蒼白無力的。
用情懷解讀長征，長征就變成一次拓展之旅。“長征給我的感受是，樹立一個單一而堅定的目標，反而能夠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。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痛苦，都來自于選擇太多。”
真是這樣嗎？目標“單一而堅定”：錢和更多的錢，就“能夠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”嗎？如果能，那這些年“打老虎”揪出的諸多貪官則可以成為人生楷模了。
從2009年的《人間正道是滄桑》開始，銀幕和熒屏上，革命似乎成了富家子弟和知識精英的專利，沒有底層工農大眾什么事了。這些作品的主人公出身名門望族，畢業于海外名校，他們出入客廳、酒吧、舞廳，代步則各種豪車、吉普、駿馬，他們衣著考究、身手不凡、談吐風雅、外形俊朗、風度翩翩、劍膽琴心……他們喝著紅酒、調著情、聽著音樂、訴說著家族恩怨、在上海灘風光旖旎著，一不留神還把國給救了，因為他們肯屈尊救國，國家真應該對他們感激涕零。
《一個人的長征》似乎繼承了這一傳統，文章的引題就耐人尋味：“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，他卻要為國家去奮斗！”（用“國家”來替換“革命”，這是一個不算錯誤卻意味深長的改寫）我看了以后，差點就以為中國革命是一些“富二代”的恩賜了——“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大多數是‘富二代’，而且有的還是超級‘富二代’。”
左力舉出了朱德、彭湃等作為例子。毫無疑問，這些毀家紓難的革命元勛，永遠值得我們敬仰！但是，一些“富二代”和已經功成名就的舊精英背叛自己的階級加入革命隊伍，并不能改變一個事實，即革命主力是底層工農大眾，他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核心力量。這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，也是中國革命的基本事實。
把工農紅軍的長征，改寫為精英的長征，是迫于，還是取悅于今天極為強勢的精英話語？抑或是潛意識的一種自然流露？
無論如何，左力徒步重走長征路，我要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，在此鞠躬了！但我想同時指出的是：走過了長征路，并不見得能夠找到長征的精神！左力寫道：“我在長征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點，就是我們共和國的后代對長征的集體遺忘。”是的，這當然是一個痛點，但以記憶的名義而進行的遺忘——比如對毛澤東的刻意遺忘和對中國革命的不經意改寫——卻有可能制造更多的痛點。
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
來源于紅歌會網
